阮一峰:胡适的三个主义

2019/07/24 — Written by 阮一峰
#胡适#文化

来台湾之前,我就想好了,要去一定胡适纪念馆看看。

(图一,胡适,1891--1962)。

昨天终于成行,先坐捷运,了到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

(图二,中央研究院,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28号)。

然后,按照地图,找到了西南角的“胡适纪念馆”。

(图三,胡适纪念馆入口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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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喜欢胡适,是从大学期间阅读“胡适口述自传”开始的。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,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,而是一种生动活泼,引人入胜的智力追求。

(图四,“胡适口述自传”,唐德刚整理。)

后来,我大量阅读胡适的著作,断断续续读完了四卷本的“胡适文存”和一部分“胡适全集”。在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事上,都深受他的影响。

(图五,“胡适全集”,安徽人民出版社,44卷,2003年)。

在我看来,胡适的主要信念,可以总结为三个主义:实用主义,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。

一,实用主义

胡适师从“实用主义”大师杜威(John Dewey)。他完全继承了老师的主张,不提倡研究那些抽象的哲学思辨问题,而主要关注一些更实际的,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,注重实践和工具的重要性。

胡适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:

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点主义。

胡适认为,具体的问题比抽象的主义更重要。

主义的危险,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,自以为寻着治病的根本方法,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。

他主张年轻人要把自己的人生,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。

生命本没有意义,你要给它什么意义,它就有什么意义。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,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(图六,胡适纪念馆入口)。

二,实验主义

怎么解决实际的问题呢?胡适说,要用实验的方法,强调证据。

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

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,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。

更重要的是,不要迂腐和迷信,要敢于怀疑。

读古人的书,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,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。

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,叫做'服从多数的迷信'。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。

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,不要轻易受人惑,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理论,哪怕是我胡适说的话。

。我这里千言万语,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,朱熹牵着鼻子走,固然不算高明;被马克思,列宁,斯大林牵着鼻子走,也算不得好汉。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。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,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,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。

(图七,胡适纪念馆陈列室。)

三,自由主义

胡适认为,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思想自由,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可能是由无数自由的个人组成。

现在有人对你们说: '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,去求国家的自由!'我对你们说:”争取个人的自由,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;争取个人的人格,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!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!'

把自己铸造成器,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。真实的为我,便是最有益的为人。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,你自然会不知足,不满意现状,敢说老实话。

我们所要建立的,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。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,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?

反自由不容忍。

在胡适看来,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专制主义,是自由的大敌。

中国社会最爱专制,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,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;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,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,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,也不会进步了。

中国的教育,不但不能救亡,简直可以亡国。

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,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;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,我们偏要歌功颂德;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,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!

(图八,胡适的卧室)。

四,人生态度

胡适用自己的行为,积极地实践上面三个信仰。

要怎么收获,先那么栽。

在为人处事上,他包容异己,乐于助人。

我受了十年的骂,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。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,我反替他们着急。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,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,我更替他们不安。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,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,我自然很愿挨骂。

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,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。

胡适的一生,历经晚清,民国,日本入侵,中共崛起等多个历史动荡时期,即使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,他也对未来抱有信心,从不放弃和动摇。

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,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。一粒一粒的种,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,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。

我们要深信;今日的失败,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。

我们要深信;今日的努力,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。

佛典里有一句话: “福不唐捐” 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:。 “!功不唐捐” 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,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,你瞧!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!”

(图九,胡适的会客厅。)

胡适很喜欢引用范仲淹的一句名言:

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。

1962年年2月24日,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。胡适不顾自己刚刚心脏病出院,参加了上午的会议,并且在晚上6点半出席了庆祝酒会。

在酒会上,他发表了即席演讲。不料讲到一半,突然脸色发白,倒在地上。送到医院后,终因心脏病突发,宣告不治,享年71岁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“宁鸣而死”。

(图十,胡适去世当天的照片,可以看到他面容憔悴。)

(图十一,胡适突然倒地,溘然长逝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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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 “胡适纪念馆”,走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,马路对面就是 “胡适公园”。

(图十二,胡适公园)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喷水池,后面小山上的白色建筑就是胡适的墓地。

(图十三,胡适的墓地位于土山之上。)

拾阶而上,就可以看到胡适,江冬秀夫妇的合葬墓。

(图十四,胡适墓的入口)。

墓穴后面是蒋介石的题字 “智德兼隆”。

(图十五,胡适夫妇的墓碑)。

墓穴的右面,是胡适大儿子胡祖望的墓(2005年去世),以及二儿子胡思杜的纪念石。(胡思杜1948年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,没有选择去台湾,而是留在大陆,迎接共产党。1950年年,他在香港“大公报”发表“对我的父亲----胡适的批判”,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。1957年年反右运动中,他被定为右派,多次批斗后,不堪羞辱,上吊自杀。)

(图十六,胡适的两个儿子的墓碑)。

天色将暮,阴沉闷热的天空飘起了雨。静寂的墓园,再无旁人。入土将近50年的胡适先生与他的一位忠实读者,在这个亚热带岛屿的偏僻角落,一起默默地听着黄昏的雨声。